1 怀韩冬冰先生

距今十八年前，最初在烟台大学三元湖畔的四教见到韩冬冰先生。那时我是中文系的新生，只知道他是学校书画协会的指导老师，教中国书法文化课。上他的课，有一种特殊的感觉：严肃而又极具喜感。

初次见到韩先生，他已经站在讲台。因为是旁听，我就选了后排的位子，坐定仰起头看看，看见韩先生的高高的胖胖的上半身穿着泛旧的红色薄外套。微微泛白的寸头，细长的眼睛，一副大大的带框眼镜架在鼻梁上，形成威严的表情。扁平而阔的嘴唇，两端常有深涡，显示和蔼的表情。这副相貌，用“温而厉”三个字来描述，大概差不多了。

上起课来，韩先生神采飞扬，声音很洪亮，夹带着方言的普通话，抑扬顿挫。每每讲到动情处，手舞足蹈，挤眉弄眼，让人忍俊不禁。那憨态可掬的样貌，与金庸笔下的老顽童周伯通神似。整堂课滔滔不绝，之后便是指导学生用笔写字。韩先生让我写几个字给他看看，我便小心翼翼选临了《张黑女墓志》。他一边走近侧目观看，一边从书包袋里掏出水杯，“魏碑的苍劲倒不见得一定要刻意手抖，不必求形似，神似即可。”他很高兴，点评完毕，还说了一些诸如浙江人有才之类的话，叫朱晓磊把我吸纳到学生书画协会。走近了我才注意到，韩先生身上的红衣服有个小小的破洞，脚上穿了一双老古董皮鞋，沾满了灰尘，手上拿的是一个有些变了形的矿泉水瓶，里面泡着金银花。

进了书画协会，与韩先生，诸多师兄关系近了，才知道韩先生的博学。他是化工专家，也是一位居士，精通诗词、书画篆刻，开了好几门传统文化的课。每每是先生的课，我总会跟着大家去听。课后，总有七八个学生围着他。韩先生很健谈，一路走走停停，驻足论道，一小时的时间只觉刹那，直至“护送”到他家楼下，我们便也散了。每次课后，我们都会护送韩先生至家，不论苍莽与寒暑。大家认为当然，恬不为怪，这是什么缘故？因为先生的人格和学问，统制了我们的感情，折服了我们的心。书画协会的学生真心地学习他，真心地崇拜他。我便是其中一人。因为就人格讲，他的当教师不为名利，为当教师而当教师，用全副精力去当教师。就学问讲，他博学多能，其国文很好，引经据典，侃侃而谈。他不是只能教书法、篆刻，他是拿许多别的学问为背景而教他的传统文化。他总跟我说“这世上有一辈子读不完的好书，尤其是中文系的学生，做学问，要多读书！”

在我印象中，大学的时光都是跟着书画协会，跟着韩先生，逛书市、逛菜场、逛花鸟市场、观书法展，耳濡目染。韩先生的为教师，是有后光的。像佛菩萨那样有后光，怎不教人崇拜呢？“走”而论道，传道受业解惑不限于时空，他说孔夫子就是这样教他的学生，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亦如此。我们从哲学探讨到科学，从历史探讨到文学，探讨到人生的智慧。师生之间不仅仅是坐而论道，也实实在在地用彼此的善意、诚意和温暖去体验生命的丰沛。

韩先生的国文功底很深，再加上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，他总会问：“你们中文系的老师是什么解释的？”当我答不上来，先生一哂，“中文系的学生一定要多读书，独立思考！”大约是我的气质和韩先生有一些相似，凡他喜欢的，我也会喜欢，先生极力鼓励我去读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生，我虽不自信，但也欣然接受，尽力如他所愿。到了大四毕业论文选题的时候，先生希望我做有关陶渊明的选题。至今我仍清晰得记得，韩先生从他家那个连壁的落地书橱中取出《陶渊明集笺注》和《陶渊明集》，还有陶渊明年谱的手抄以及有关考据的小文章，让我回去好好看，并不忘自夸：“中文系老师的书不见得会比我多，你缺什么书，尽管到我这里来拿。图书馆没有的，我家肯定有！”这几本书，我回去才发现，每一页都有批注，密密麻麻的。后来我到川大读书，先生在书信中时常问及我的读书情况，在做什么学问。在书信中，先生像拉家常那样，用半文白叙说他的读书心得，并附上作品文本复印件与密密的批注。我可以想见先生写信的样子，大抵是这样的：他在空旷的书桌前坐下，摘了他那大大的眼镜，眯着眼睛，弓着“虎”背，凝神专注。有一次，我在书信中抱怨了给《焦氏易林》作注的难度，先生很兴奋，让我把《焦氏易林》相关的材料寄予他看看。我知道我的为学问，他总是会很高兴。

毕业后的若干年，忙于工作，我与先生联系不多，除了每年年初一打电话问候外，便是向他汇报诸如结婚、生子的大事，以及人生的困惑。电话那头总是声音洪亮，笑声爽朗。2017年至2019年的暑假，我携家带口跟着书画协会，跟着韩先生包车到了河南、湖南和四川游学。恍惚间，仿佛又回到了学生时代“走”而论道的日子。

十多天游学下来，很考验体力和心力，尤其是长途的车程，有时为了赶路，三餐不规律，有时直接在车上过夜，大家都担心先生的身体，毕竟是近八十的人了。先生定是不服老的，往往赶在队伍的前头，爬山如履平地，让我们这帮年轻人自叹不如。直到2019年的暑假那次出游，我发现韩先生的身体不如往常了，走路依旧是急先锋，但要是赶路过了饭点没吃上东西，他的胃会不舒服。先生自顾着躺在汽车的最后排休息，颠簸中，半睡半醒，呼吸很重。我们让先生坐车前头或是喝点热水会舒服些，先生只是摆手。除此，他像往常一样，不管是车上、景点，侃侃而谈，有他在，到处是欢声笑语。

2019年四川游学后，听说先生回去一直不太舒服，只是吃些稀粥，学生们都有些担忧。到了2019年年末，见到有学生去探望先生的照片，他消瘦了许多，原先大熊猫的肚子已不太明显。2020年元旦的那个周末，我和爱人去上海探望韩先生，也是最后的一次见到先生。我与他约了时间，关于“爱吃些什么，有什么不吃？”“当天往返太累，住一夜再回”等，他考虑得很细致。

那天，到了先生的住处，他正与师母在厨房忙碌，做了一大桌的菜，该是准备了许久。先生很高兴，让我们在客厅坐下，稍作休息。席间，我们聊了聊往事近况，其乐融融。饭后，我们在客厅，先生与我聊了他喜欢的诗词，滔滔不绝，我只洗耳恭听，说到他近期要出版的诗话和《〈龙文鞭影〉校注》，便兴奋地快步去书房拿出初稿给我看，顺着他的背影，我注意到先生原来是在书房搭了一个简易小床睡的。当问及他的身体状况，他只说“千金难买老来瘦，挺好的”。我知道先生的固执，便不多说。我们促膝长谈，聊文学，聊传统文化，他很开心，一下午的时间只是一瞬。晚饭后，先生送我们到住的宾馆，分别时他恍然：“今天忙着说话，也忘了照个相。”我说有机会的，便挽着他走了一段路。拐个弯，需要通过一个巷子通往大马路。巷子长长的，静静的，只有一盏昏暗的白炽路灯，把我们的身影拉得一长一短。

后来知道韩先生的《〈太上感应篇〉书法印谱》和《〈龙文鞭影〉校注》，他更消瘦了。学生们尽力照着先生的嘱咐去推广传统文化，而学生们更担心他的身体，他怎么那么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呢？张正让我去劝劝他。我却能理解他的心。讲到传统文化的传承，先生曾喟然叹曰：“我们是最后一代受过小学教育（传统私塾）的，年轻人不懂传统文化，而我们这辈人年纪也慢慢老了”。想来先生如此勤勉，熬夜校书著书，是源于他的使命感和紧迫感。

学生时代的我，那时是年轻的，虽然中文系的专业课也多涉及文学，人性，生命，但与先生交流之余，也时常带有一种疑惑。如此探讨生命到底有意义吗？我们去探讨生命是否有意义有意思吗？而当我作为一个教书匠，工作第十个年头的时候，我更能理解先生的心。传统文化是有关生命之学，如果你对生命不关心，不关注它、不讨论它，那它真的就是没有意义的。原来，生命所有的意义在于你在花时间、花意识去关注它，所以我慢慢地涌现出一种真正的自信。我也能像先生那般在我的课堂上侃侃而谈。生命的所有意义都在于，你对它的凝视、观察和讨论。而这一切都源自与韩先生朝夕相处的大学四年，是先生为我开了这扇门。

现在韩先生在上海溘然长逝了。噩耗传来时，我正在送孩子上幼儿园的路上。一路上我心念着要写一篇怀念先生的文章，只是提笔忘言，现在终于完稿。我和韩先生在世间的师弟尘缘已经结束，然而他的儒士君子之风范——认真——永远铭刻在我心头，在我的课堂上我会继续讲先生的故事。

2020年12月25日，韩先生逝世四日后，陈颖，作于宁波

编者按：作者系烟台大学学生书画协会第九届秘书长，第十届副会长。

编者评：陈颖作为先生最得意的学生之一，对先生的了解，理解及对先生思想的感悟是比较深刻和全面的，是能走进先生心灵深处的。本文作者从学问，教育，家庭，生活等方面对先生做了细致的客观的描写和刻画。对于我们更深入了解先生对学问的态度与方法，对教育的理念与实践，对学生的热爱与热忱，对个人生活的淡泊与朴素等方面大有帮助。且本文感情真挚，笔触细腻，视角独特，立意深刻。值得我们认真品读。